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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邊地志與生活志

甘孜日報    2021年04月14日

尹向東小說創(chuàng)作論(下)

     ◎戰(zhàn)玉冰

   邊地志“過渡地帶”的主體性塑造

   民族文化與民族身份的復雜性在尹向東的小說中進一步體現(xiàn)在其對于邊地空間的塑造上。恰如魏春春所言,“尹向東是康巴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主要圍繞理想之境奪翁瑪貢瑪草場與現(xiàn)實之域康定城展開書寫”。而無論是“理想之境奪翁瑪貢瑪草場”,還是“現(xiàn)實之域康定城”,本質上都是尹向東承載其對于漢藏人民生活方式書寫與想象的空間寄托。用英國學者邁克·克朗的話說,文化與空間的關系從來都是密不可分,“人們并不單純地給自己劃一個地方范圍,人們總是通過一種地區(qū)意識來定義自己,這是問題的關鍵。若被問及我們是誰,許多人一張嘴準會用‘我是蘇格蘭人’‘我是英國人’‘我是紐約人’等來回答,這些地方不僅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方,每個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span>

   從具體的地理空間來看,尹向東所生活和書寫的康巴地區(qū)處于漢族文化與藏族文化圈的交界地區(qū),是兩種文化、語言、宗教與生活方式的“中間地帶”,并因此呈現(xiàn)出某種過渡性與混雜性的特點。而這一地理空間特點在尹向東的小說中也被反復突出和強調,從康巴地區(qū)、康定城、鍋莊,莫不如此。比如康定是一個“深深地陷在大山的折縫中”的城鎮(zhèn),“康定是那種無論民族人種,無論貧富貴賤都能安身立命的包容之地”(《相隔太遠》)等等。在這個意義上,康巴地區(qū)、康定城與鍋莊又因此具有某種同構性,即“鍋莊的歷史功能既是旅店,又是交易場地,承擔著茶馬易市的重要職能;康定城由鍋莊匯聚而成,康定城就是最大的鍋莊?!?/span>

   康巴地區(qū)/康定城/鍋莊的這種地理空間特點一方面有些類似于愛德華·薩義德所說的“中間狀態(tài)”,或者霍米·巴巴所說的“間質空間”——來自不同空間的文化力量在這里形成差異、對比和張力,并由此塑造成了這些“中間地帶”文化的獨特品質。但另一方面,與薩義德和霍米·巴巴論述所不同的是——他們二人的空間理論更多是建立在后殖民的話語基礎之上的——康巴地區(qū)作為文化“過渡地帶”在體現(xiàn)出不同文化彼此間張力與相互協(xié)調的同時,更是中華文明復雜性與多樣性的具體投射和縮影。即我們不能僅僅是從“邊地寫作”的角度來簡單理解康巴文學,其在“邊緣化”與“跨文化”的意義之外,更有著其本身獨特的文化主體性特點,這一文化主體,則是博大悠遠的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尹向東在對這一“過渡地帶”進行主體性塑造時,所經(jīng)常采取的方式就是回到歷史,回到宏大歷史與私人歷史兩條脈絡之中來試圖勾勒出康定的發(fā)展軌跡和人民的生存狀態(tài)。

   除了漢藏文化的交界與過渡地帶之外,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康巴地區(qū)還經(jīng)歷了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不斷洗禮,這集中體現(xiàn)在長篇小說《風馬》中。小說里仁澤民與仁立民兄弟在康定第一次見洋人、第一次初識基督教、第一次在西洋醫(yī)院里見到電燈,乃至第一次見到飛機……這種現(xiàn)代性物質元素在康定的輪番上演背后是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發(fā)展和演變的折射。而尹向東在沿著康巴地區(qū)的歷史發(fā)展脈絡推進小說情節(jié)的同時,卻又極力避免正面書寫歷史,他所采取的書寫策略是將康巴地區(qū)/西康省的歷史大事打碎,又將碎片鑲嵌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之中。比如《風馬》的上部中,小說就采取了一種“變奏式的寫法”——小說在單雙章節(jié)中將仁澤民、仁立民這條底層小人物生活的線索和日月土司的政權更迭、歷史發(fā)展線索交替來寫,且分別采取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敘事視角,進而達到了一種“小歷史”與“大歷史”相互印證、彼此推進的效果。而在對這兩種歷史的敘述過程中,尹向東顯然更重視對“小歷史”的書寫,甚至于他在小說中多次正面提及那些看似值得被記載入史冊的“大歷史”,其對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實際影響,可能遠沒有我們所想象的那么巨大和深遠。比如劉成勛取代了陳遐齡,這一當?shù)亍案某瘬Q代”的歷史大事,“直接影響大家的是早炮、中炮和晚炮給取消了。許多人由此睡過頭,還有一些人總忘掉吃午飯的時間。不過沒多久,大家也都適應,沒早炮,身體自己調劑,只幾天時間,到那時刻,人就猛然醒來。沒午炮最初還看看太陽是否當空,也不過幾天時間,一到該吃飯時,肚子自己咕咕叫起來。”類似的,宛如“風乍起”的一場兵變似乎也難以真正“吹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池春水”?!耙粓霰儾]擾亂康定普通人的生活秩序。政權的更替也沒有打亂他們。殷承獻走了,來一個陳遐齡。就像當初李方久走了,來一個殷承獻。兵變之后該經(jīng)商還得經(jīng)商,我該割馬草上馬料還得照舊。”

   尹向東小說里“小歷史”與“大歷史”之間更深層次的張力體現(xiàn)在其歷史觀與時間觀方面。即不同于一般“大歷史”采取革命史觀或進步史觀來建構歷史發(fā)展的基本框架,尹向東小說里時常流露出一種傳統(tǒng)的(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原始的)循環(huán)史觀。比如在小說《風馬》中,仁立民后來又一次見到了王懷君,“時間奇妙地繞了一個大圈銜接在一塊兒”。而從這部小說的整體結構來看,上部中交替推進、彼此分離的日月土司家族大歷史與仁澤民、仁立民小人物生活史兩條敘事線索在小說下部中完成了某種“合流”。一方面,仁澤民、仁立民與正在施醫(yī)行善的江升相遇;另一方面,仁澤民因為被誣陷偷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金燈而被槍斃。而在小說最后,一場突然其來的地震讓整個故事戛然而止,這看似突兀的結尾如果結合整部小說的開頭就更能夠看出作者的別有深意。仁澤民與仁立民兄弟二人在小說開場因為部族仇殺而喪失家園(奪翁瑪貢瑪草原),流離到康定。而小說結尾處的那場地震即意味著仁立民即將被迫開始新的一輪流離與漂泊,這在無形之間再次形成了一個“時間的循環(huán)”。

   如果我們暫時拋開現(xiàn)代革命歷史敘事的一般框架來看尹向東在《風馬》中所展現(xiàn)出來的循環(huán)史觀,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時間觀和歷史觀是和當?shù)厝嗣竦纳a(chǎn)與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的。對于草原上生活的藏民來說,“這樣一群人,是地球上生活要求最簡單的人,是最容易快樂的人。這樣一群人,除了冬季牧場和夏季牧場不斷交替,除了太陽和月亮輪流呵護,他們沒有時間概念。草原的草一茬茬生長,牛也一茬茬吃草,人更是自幼年直到生命盡頭,仿佛只過了一天的日子?!保ā恫菰罚┒鴱倪@個意義來看,尹向東的長篇小說取名《風馬》,似乎是寄予著作者想讓自己的小說成為一面風馬旗,來銘記下康定這方土地上人民的生活與歷史。正如馮至在詩中所說:“但愿這些詩象一面風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保ā妒男性姟さ诙呤住罚┗蛘哂秩缢_義德所言,即“一切都發(fā)生在土地之上,與土地有關或者由土地引起?!?/span>

  生活志 小鎮(zhèn)底層人物的精神“暗疾”

除了民族性特色與地方性知識較為濃厚的上述兩類小說之外,尹向東還有一類小說著墨于對當代城鎮(zhèn)底層小人物的書寫和描摹,從早期的《對一座城市的懷念》《藍色的想象》,到后來的《冬季愛情》《陪玉秀看電影》《晚飯》《相隔太遠》等,皆可放在這一小說脈絡之下進行集中考察。尹向東這些小說中的人物塑造,少數(shù)民族特色與文化元素相對淡薄,有時甚至不容易判斷出故事主人公的民族身份和生活地域空間,反而是與當代中國一些關注家庭題材、日常生活和小人物刻畫的漢族小說呈現(xiàn)出某些相似性和共通性。

   學者張莉在分析魯敏的小說時曾說道:“某種意義上,魯敏的大多數(shù)人物是‘越界者’與‘脫軌’者,或者,他們渴望著一個脫離‘常規(guī)’的世界。于是有兩處風景便不斷地復現(xiàn):一個是遙遠的、迷離的、具有傳奇意味的鄉(xiāng)土世界‘東壩’:隨著《思無邪》、《離歌》、《風月剪》、《紙醉》、《燕子箋》的問世,‘東壩’迅速構成了魯敏具有標志意義的紙上鄉(xiāng)原。它與我們生活中的世界有著遠為不同的特質與美好。另一處則是都市人身上微小的疾患與怪癖。魯敏熱衷于對暗疾‘顯微’的書寫,很多人物都出現(xiàn)了某種‘暗疾’:窺視欲、皮膚病、莫名其妙的眩暈、嘔吐、說謊。她的人物于暗疾處脫軌,也于暗疾處渴望重生?!苯柚鷱埨蛩撌龅聂斆粜≌f人物身上所患有的“暗疾”,來看尹向東關于城鎮(zhèn)底層人物生活的一系列小說,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很多人物身上同樣患有某種“暗疾”。比如《冬季愛情》中蘇延對“自己結婚都沒什么激動”,在婚禮當天早上只覺得“又一次感到睡意襲來”,見到親友時,“蘇延忽然覺得脖子某處一陣瘙癢,他伸手去撓,卻找不到具體的癢處,似乎連著一條手臂都在癢,他就伸了手到處亂撓”。又如《晚飯》中姐姐宋瑜,是“一個愛精彩的女孩”,“她對這種平淡的生活極不甘心,她又不能說清楚這生活該怎樣過才能讓自己滿意,她只是靜靜地期待那未知的精彩,她那不安寧的心臟有力地搏動著,時刻等待破孔而出?!敝豢上А澳菢拥木室院缶蜕倭恕保蚨舞さ娜松髞聿粩喑尸F(xiàn)出一系列飛蛾撲火的悲劇行為?;蛘呤窃谛≌f《相隔太遠》中,培德的爺爺有“收字紙的怪異行為”,培德本人也是“與往來的人們格格不入”、“孤單而脆弱,還夾雜著一點兒神經(jīng)質”、“和現(xiàn)實生活相隔太遠”。就連《城市的睡眠》中的天成,說不出具體患有什么“暗疾”,但就是感覺到“事事都不順心,事事都不對勁”。尹向東小說中人物的“暗疾”大多是源自于日常生活的消磨與在這一過程中新奇感的喪失,比如小說《冬季愛情》里蘇延結婚五年,但“這五年的時間里,他沒有新的變化,單位,家庭,和五年前并沒什么區(qū)別,只是五年之前,他還憧憬,他還希望,他還對未知的時間和生活抱有一種新奇”。其實他與陳茹的婚姻一開始還算是幸福的,“但這種幸福沒能持續(xù)多久,這種幸福在日復一日生活中漸次消失殆盡”,“五年的時間里我們僅僅停留在認識卻不理解的階段”,“因為我們的自私,在這個家中我們只熟知了對方一切惡習和丑陋”,“我們互不忍讓,仇視厭倦和自己息息相關的人”。反過來看,《陪玉秀看電影》中的玉秀在面對即將到來的婚姻生活時,就已經(jīng)清楚地認識到“一個有愛好的男人是讓普通生活飛翔起來的翅膀?!?/span>

   但不同于魯敏更加著力刻畫各種都市小人物身上的“暗疾”,尹向東的城鎮(zhèn)小人物系列小說仍不失對生活本身美好與溫暖一面的塑造。比如玉秀雖然經(jīng)常與丈夫譚明康爭吵,甚至動手掀棋盤,但“他們后來的爭吵像一種生活的習慣,像吃飯時擺在桌上的菜肴,因此這爭吵具備某種溫暖的特質。”(《陪玉秀看電影》)而《晚飯》中父親面對各種家庭矛盾與生活紛爭的處理方式就是做晚飯與吃晚飯,通過晚飯來抵抗生活的“暗疾”與種種不如意:“父親特別喜歡一家人團團圓圓吃晚飯的場景,他每天一大早去醫(yī)院上班,忙忙碌碌干到下午回家,無論怎樣累他都會潛心準備好一家人的晚飯,好像他這人一出生就為著每天的晚飯,好像我們一家人在傍晚坐上飯桌時間就會停滯,幸福生活會無限延伸,我再也不會長大,姐姐再也不會四處闖蕩而見不著蹤影,我們一家四口被定格在這樣一個場景中,世界的瞬息萬變再也與我們無關?!本瓦B婚姻生活幾乎完全失敗的蘇延,也不曾否認其婚后生活存在著一些小自足和小快樂:“婚假于蘇延來說,是這一生中一個重要的交界點,前半部分的生活是自由而憧憬的,充滿暗示和希望,而之后,則是對生活質的撫摸,焦慮無奈與負重,以及穿插其中的一些小小的類似花絮的自足與快樂。”(《冬季愛情》)

   既看到小人物身上的暗疾與生活無奈的一面,同時又看到生活得以撫慰人心和不斷存續(xù)的另一面,尹向東的這一系列小說因此具有穿透力且不失溫情。在這個意義上,其在《陪玉秀看電影》中對婆媳關系的一段描述可謂是對他書寫日常生活題材小說的一個精準概括和生動隱喻:“往往婆媳間的矛盾都來自綿延不斷的普通生活,在雞毛蒜皮中一點點磨出錯綜復雜難解難分的矛盾,要辯辯不明,要理理不清,各人把矛盾小心藏心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使點兒小絆,放點兒小鞋,以此來平衡還得持續(xù)的日子?!倍绻覀兘柚斆舻摹皷|壩”系列和“暗疾”系列小說來進一步對尹向東的小說進行整體性觀察,或許也可以將他的小說分為“康定系列”/“奪翁瑪貢瑪草原系列”和“城鎮(zhèn)小人物系列”,只是尹向東的城鎮(zhèn)小人物系列所生活的城鎮(zhèn)其實也往往是有著康定的影子,或者他們根本就是生活在康定之中。

   從早年零散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到短篇小說集《魚的聲音》走向成熟,再到《風馬》中嘗試向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轉型,尹向東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是在不斷探索、反思和突破的。而其在二十多年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過程中,對于民族神話傳說資源的挖掘、對于民族性和民族關系問題的思考、對于“邊地”康定的主體性和中心化塑造、對于康定近現(xiàn)代歷史進程的獨特體悟、對于城鎮(zhèn)底層小人物生活精準而不失溫情的生動描摹,都構成了尹向東一系列值得關注的創(chuàng)作實績。而這些創(chuàng)作實績,也成為我們重新檢視現(xiàn)今康巴作家創(chuàng)作、藏族文學,乃至整個中國當代文學過程中的一個生動個案。并且已經(jīng)從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突入”到長篇小說領域的尹向東,其未來的創(chuàng)作更是十分令人感到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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