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定七箭”的鄉(xiāng)土小說為例（下）

◎魏宏歡

邊界書寫——民族作家的尋根之旅

康定七箭是生活在涉藏地區(qū)且主動選擇漢語書寫的藏族作家。他們在面對西方現代文化沖擊的同時，還面臨著漢族文化的“包圍”與漢族語言的影響。

語言，代表著一種思維方式。在兩種不同語言之間切換，寓示著作家本人在兩種不同的思維邏輯里切換。在漢語和藏語之間自在穿梭的作家們，將兩種語言有機混合后，賦予了漢語新的審美向度。民間口頭文學保留著較為完整的母語思維。從藏語民間歌謠、民間諺語這類民間文學為素材庫，摘取并譯為漢語，繼而展開描述，這種轉寫的方式，必然要對藏語本身的語素、語法進行解構，之后再重構。這種從內部的改造，將藏語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融入了漢語當中，使之呈現一種奇特的美感。這在作家小說文本中由漢語書寫的藏族方言、歌謠最為生動。比如：在達真的小說《康巴》《命定》，作家在人物對話中特別引入“哦呀——好的”一詞，營造出藏語溝通的氛圍。另外，還有一些描述或者指向事件的方言在文中多處出現，撒拉如己——吃夠了的，打狗——帳篷幽會，龍達——敬神的經文紙片等。在《隱蔽的臉——藏地神子秘蹤》中，作者格絨追美在漢語書寫中加入了不少康方言，如人物關系的稱謂，阿斯——阿婆、阿覺——父親、布超布姆——年齡相仿的人。除了藏方言，不少作品里還嵌入了歌謠，一面服務于文化景觀，且使藏民人物形象立體化，人物性格更為豐滿，比如在尹向東的《風馬》里有對藏族民歌《溜溜調》的借用，弟弟仁立民與卓嘎私奔七天，回康定途中與中年夫婦喝酒吃肉，兩夫婦趁著酒興對唱起了《溜溜調》：“叫聲情妹我的肝，沒有把你忘一天……”一面為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埋下了伏筆，例如達真《命定》在上部“故鄉(xiāng)”里出現了歌謠，“白云飄藍天，風兒擋不了，水往低處流，橫橋擋不了，姑娘要出嫁，母淚擋不了。”這暗喻了貢布與杜吉為得到雍金瑪的愛情故事。

同時，在藏族神話、傳說、史詩、故事和諺語歌謠等民間敘事體裁中，有大量的比喻與象征。小說中漢語形象化的描述，則繼承了民間敘事各類體裁表達的形象化思維模式。如：絨巴夫人對白色的憧憬，“那是神山在同云朵交談，是白色和白色的交談。”以及鄭云龍對自己經歷的描述，“一陣冷風使鄭云龍想起了從太德寺飛出的那只鳥，他想：‘在濃煙蔽日槍林彈雨中飛出的鳥兒不就是一只涅槃的鳳凰嗎？也許飛出就是種重生，此時此刻我不就是從巴安的戰(zhàn)火中飛出的鳥兒嗎？也許是天威賜我的一種解脫?！笨梢?，作家們跨語際的書寫行為，將作品一腳站在漢語世界，一腳站在本民族文化里。這樣的表達方式，一方面要求去本土化，也就是放棄少數民族語言去運用漢語進行書寫；另一方面基于對本土的書寫，通過文化訴求、思維邏輯、語言表達，再次回歸到本土化的書寫。同是藏族作家進行漢語書寫的阿來談及此，說道：“藏語變成漢語，漢語對話必然隱含藏語的思維模式?！?/span>

布迪厄在《實踐與反思》中提出的“場域”的概念，即場域指的是一個虛擬的空間，以關系系統(tǒng)彰顯在事物或者社會體制中?；钴S在四川省甘孜州這片土地上的作家們處于邊地，這個場域有幾層含義：一是他們生活的地方，遠離藏族文化中心西藏；二是藏族族群“偏安”于西南，藏族族群也處于相對的“邊緣”；三是雖同為漢語的語言書寫形式，卻區(qū)別于主流的漢地文學。在他們跨語際的邊界寫作中，建構和導入民族民間文化的內容，就是他們建構一個有著藏族本土意味的空間，具體體現為民俗“鏡像”。在這個鏡像符號中，小說所描述的鄉(xiāng)土經驗和風土人情，都是作家本人自我體驗地有意識呈現。

不置可否，他們使用漢語寫作，保留藏族思維模式，是對本土性文學的維護；他們的邊界書寫，對地域文化極盡可能的刻畫，更是他們確立文化身份意識的一種積極的文學實踐。這既是他們的小說異質性發(fā)生原因之一，也是他們自我民族身份認同的一種表征。意西澤仁是四川康巴地區(qū)老一輩藏族作家，出生于四川甘孜州，幼年、青年的生活及工作扎根在這片土地上。成名后的他，也沒有離開生養(yǎng)他的甘孜州。故鄉(xiāng)為他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chuàng)作素材，在他的《大雁落腳的地方》（新中國后藏族作家創(chuàng)作并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和《松耳石項鏈》《巴爾干情思》《康定通話》作品中，都能看到鮮活的藏民生活，就像身臨其境一樣，走入草原，看見了藍天下一望無垠的牧場和地平線上散落的帳篷、牛羊。他的小說集筆下的人物，都是小人物，凝結著“游牧民族的人道主義”。康巴藏族的善良與樸實，都濃縮在他們對生活環(huán)境的寬容，對生命的信念，對未來的企盼。雖然《松耳石項鏈》是一部非純粹描述涉藏地區(qū)鄉(xiāng)土經驗的小說，但是對在牧區(qū)與都市間游蕩的主人公而言，一串有著象征著民族文化的松耳石項鏈，可以幫助自己確認自己的歸屬，依然可見，作者有意識地在他的作品里表現出的他對本民族血脈文化的體認。另一位以忠于生活為創(chuàng)作原則的作家高旭帆，先后發(fā)表了《山吼》系列、《八公》、《古老的謀殺》、《三月的陽光》等作品。這些作品多集中在崩嶺山這個地方，通過對崩嶺山自然環(huán)境進行描寫，還原現實中的康定與瀘定沿大渡河谷山地，烘托當地人生活的艱辛與不易；用鄉(xiāng)言鄉(xiāng)情塑造出了一個個山民性格的典型人物；深入到具有象征性的當地民俗，“使它能在歷史文化高層面上更深刻地、更完整地把握和反映生活，使小說獲得歷史感”。

當代藏族作家們“漢語書寫”和“邊界書寫”，無疑都包含著身份認同的困惑和焦慮。他們被困于民族血緣中，雙重的文化身份導致他們陷入了自我認知的精神危機中，模糊的身份邊界使得他們在尋找“原鄉(xiāng)”“家園”的精神還鄉(xiāng)之路上變得含混。就他們的藏族身份而言，包含了多重認同。首先是國家、民族意義上的族群認同，其次是文化族群的認同。與此同時，作家個人（主體）在漢藏文化的夾縫中，在自主選擇前提下，對自我身份的期許、接受與認同是第三重認同。不同的文化土壤對人的浸染，會使得作家的個人化的表述，特別是在他們創(chuàng)作敘事中對人物文化身份設定的“動態(tài)性”上，透露出他們對身份的困惑，比如小說人物在不同民族文化圈游弋，尋找、建立“原鄉(xiāng)”的行為與心理。尹向東的《風馬》，講述了兩兄弟仁真多吉、仁真翁坤為躲避仇殺，被迫離開草原，在康定生活的故事?？刀ㄊ且粋€多元文化圈，對以語言來識別人的地區(qū)而言，不同村寨/部落之間的方言多少都有些差異，哥倆初入康定，被取的漢名，是典型的“異鄉(xiāng)人”烙印。由此，藏名的被迫舍棄和漢名的綁縛，使得他們的身份變得模糊。康定對于兩兄弟而言，初入時是“遠鄉(xiāng)”，扎下根來變成了“家鄉(xiāng)”。兄弟在康定生活，哥哥老實做工，弟弟不安于世，與人私奔。待弟弟回到康定后，哥哥為找弟弟已經離開了康定。兩兄弟再會時，一眼識別出對方，異口同聲叫的都是對方的藏名，他們的性格也發(fā)生了相反的轉變。隨著年月的增長，生命經驗的積累，專屬于他們的藏名越來越模糊，復仇的力量與信念慢慢流失，熟悉的草原記憶不斷地成為陌生的族群文化異質，到后來，兩兄弟只是康定的仁立民和仁立澤。這些轉變都在暗示，潛在的族群認同和自我確認的艱難。最后，哥哥仁立澤被誣陷，繼而被槍決。弟弟仁立民酒醒后發(fā)現，與妻子青措剛建好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并不是夢。房屋本身，除了遮風避雨的實用功能，更深層指的是“家”，含有“落地生根”的寓意。因為有家的地方，才能落地生根。兩兄弟失去家園，來到遠鄉(xiāng)，卻在歷史和命運的裹挾中，失去生命，也再一次失去“家”。隨著族群交往的頻繁，各民族間的個性和差異，越來越突出，特別是在康定這個多元文化交融匯聚的地方，“邊緣人”對自我身份的確認需求越強，隨之而來的身份困惑的焦慮與危機感越來越普遍。雖然他者文化范疇包括大民族下部落之間的差異，但只要當邊緣人不被他者文化接納和認可，就將加深個體的孤寂感。因此，融入、流浪與尋根，就成為他們不得不做的選擇。

在歷史的浪潮里，四川甘孜不再是固定的模樣，也不再是以往那種“原始”狀態(tài)。在工業(yè)化的參與下，出生、成長在高原土地上的作家們，接受的是藏族傳統(tǒng)文化的哺育。達真的《康巴》講述了在土司權力逐漸被消解的情勢下，以三個家族的興衰為主要內容，將康巴百年的歷史躍然紙上。其中穿插的歷史事件，宗教發(fā)展的匯聚史，以及包羅萬象的自然風物和鄉(xiāng)風民俗及人生百態(tài)，雖然是作家對民族認識的“主觀想象歷史”，但是作家本人對民族歷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民族認同下深切的民族情感卻是不容忽視的。尋根，是作家們對故鄉(xiāng)文化深情地回望，能夠幫助作家們在漢藏文化交疊的現狀里觀望“原鄉(xiāng)”，確認滋養(yǎng)他們創(chuàng)作的本土文化，繼而喚起他們心底的民族自豪感。

人群和生活會塑造特定的文化，也會受到特定文化的影響，這一切的根源來自地域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地域塑造的人群包括了寫作主體和寫作主題。反之，寫作中出現的那些飽含文化沖突且充滿張力的人物形象，體現了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特質?？蛋吞囟ǖ牡赜颦h(huán)境，塑造了一批精神與肉體雙重混血的人。康巴藏族作家作品處于主流之外的邊緣，這不僅鑄就了他們身上承擔的文學使命，也鑄造了他們的心理、情感、文化模式的在漢藏文化之間游離的雙重屬性，并直接顯現在他們的文本中。即使是不同的故事，都一致對藏族的風情、風土、風習進行了描繪，流露出他們的困惑與焦慮。從小說對康巴地區(qū)的地貌和康巴人精神風貌的深描來看，這恰恰就是一種尋根，是他們以個體的身份懷念、塑造和貼近他們的族群身份。小說透過文本構建的“康巴”是他們記憶中“原鄉(xiāng)”，構建成他們迷惑卻仍想皈依的“故鄉(xiāng)”。他們的“尋根”行為，不僅僅是在用文學方式記敘歷史，也是以此為基點，進行適當延伸，側重的是對文化的深思，對民族未來的叩問。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現代化進程加速推進，即使位于邊緣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改革的潮流中。傳統(tǒng)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漸漸發(fā)生了改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現代化、工業(yè)化的生活方式促使民間生存的一些“土辦法”被丟棄。這在社會發(fā)展進程上來是一種前進，但在延續(xù)民族民俗文化層面來看是一種丟失與倒退，特別是盲目且不計后果地丟棄民族傳統(tǒng)文化。因此，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藏族文化景觀在文本中的呈現，已經成為了讀者對藏族文學的一種“期待視野”。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創(chuàng)作在自我闡述的急切愿望下，通過最大限度地對地方性知識和具有民族特征的內容進行表述，既脫離了文學審美的需要，也忽略了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的需要，而僅僅停留在對現象的描繪，以期為讀者提供一幅陌生的“風俗畫”來構建一個陌生的文學空間，達到文本的陌生化效應。

康定七箭敏銳地捕捉到歷史的潮流和當下發(fā)展的趨勢，“扎根于民族文化與信仰……用心、用富有民族色彩的敘事來尋求根本性的個性文學表達”，是現代性語境下的文化記憶對故鄉(xiāng)日常經驗的描繪、對故鄉(xiāng)風俗人情的再現，不僅如此，作家對自我闡釋的欲望與文本本身的訴求存在著緊密的互文性，承載著現代化進程下受他者文化強勢影響下的文化焦慮。由此，作家們出于叩響族群意識、尋根族群身份而創(chuàng)作的“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種文化自救、身份救贖的行為，承擔了民族生命詩意深描的使命?？梢姡蛋筒刈逍≌f之所以能夠在多民族文學世界熠熠生光，不僅因為文本表層景觀再現的真實，而且因為其中融入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立場、敘事倫理、身份認同、族群記憶等審美特征，令讀者能夠在閱讀中感受到康巴多元語境下的藏族的前世今生，認識到一個民族在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中的可能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