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一本書，很多人知道了杜永彬，知道了這個從瀘定的山水里走出去的藏學家。
    《喇嘛王國的覆滅》是國際藏學界公認的一部學術名著，該書作者為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和藏學家梅·戈爾斯坦，杜永彬是第一個將該書翻譯為中文的藏學家。
    該書的翻譯和出版在圖書出版界和藏學界引發(fā)了“喇嘛王國現象”。該書中文版自1994年出版面世后，在1995年一年之內兩次再版，并在1995年和1996年連續(xù)兩年登上全國暢銷書排行榜。該書引發(fā)的研究、關注藏文化和歷史的熱潮延續(xù)至今，它波及的范圍早已越過了藏學界，走向了民間和大眾。
    如今，杜永彬仍然孜孜不倦地沉浸在自己的學術事業(yè)之中。迄今為止，杜永彬已出版了上百萬字的譯作，并在核心期刊發(fā)表藏學論文若干。
   ■記者 唐闖 文/圖    
    在艱苦的歲月中把書當飯吃
    杜永彬走上藏學研究之路，頗費了一番周折。這當中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
    從瀘定到成都，再到安徽，然后重返成都，最后到達北京，杜永彬的人生路線有些曲折，卻始終按照一個方向前進：把書當飯吃，視學問為宗教。許多年來，就像夾雜著瀘定腔的普通話難以更改，杜永彬讀書、治學的熱情始終沒有變。
    杜永彬讀書的熱情來自那個吃不飽穿不暖的年代。
    杜永彬出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那個年代，舉國上下都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杜永彬的童年生活少不了挨餓受苦，每天，清湯寡水的飯菜能把人影子照亮。在又苦又窮的生活中，杜永彬半農半讀，既要打豬草、上山砍柴、下河撈水柴，又要搶時間看書。
    杜永彬的父親常年在關外掙錢養(yǎng)家，不管家里再苦再窮，他一直鼓勵子女好好念書，他告訴兒女們：只有讀書才是出路。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無數人看到了改變命運的希望。那一年，父親那番讀書改變命運的話在現實中得到印證。
    那年月，無論是中專生還是大學生，國家全部包分配，只要能考上一所學校，就有了鐵飯碗，就能離開農村，去縣城，去更遠的地方。為了將來有個出路，杜家8個兒女發(fā)奮讀書，現實生活中無法滿足的饑餓感變成了動力，讀書就像在畫餅充饑，饑餓的人撲上去，飽餐著未來。
    在幾姊妹中，杜永彬的學習成績最好。杜永彬至今記得，讀初中的時候，在一次政治考試中，自己拿了100分，但學校說政治不能打滿分，這是從來都沒有的事。于是，杜永彬的政治成績變成了99分。初中畢業(yè)，杜永彬以全縣第9名的成績考入瀘定縣三校聯辦的重點班，這個班集中了全縣的優(yōu)等生。
    進了重點班，杜永彬繼續(xù)把書當飯吃。
    起初， 沖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話，杜永彬毫不猶豫選了理科，但啃了幾天理科教材，杜永彬很快后悔，他發(fā)現自己對文科更感興趣，成績也比理科好一些，但選文科要冒風險。
    選文科就意味著自己必須去另一個非重點班讀書，而且念文科也意味著將來可供選擇的學校和專業(yè)相對較窄。同時，選擇讀文科有點逆流而上、“不合時宜”的感覺：在那個年代，國家對理工科的重視遠遠超過人文類學科。國家呼喚更多的人才，尤其是男生報考理科類專業(yè)，為社會建設添磚加瓦。在很多人心里，男生讀文科有點像張飛繡針。學校里，大家都在埋頭研究數理化，杜永彬卻堅持己見，去了人影寥寥的文科班，埋頭于他喜愛的歷史和地理科目，那身影有點落寞的味道。
    1979年7月，“文革”后，全國第三次高考開卷。最后，分數公布，杜永彬成為當年全州的文科狀元，被四川大學錄取，就讀歷史學系。在一考定終身的年代，一旦選擇便沒有了更改的余地，杜永彬頭也不回，走進了川大，告別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回憶發(fā)生在少年時代的這一切，杜永彬說，讀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也因此與書結下緣分，最終成為了一個以讀書、寫書為生的人。
    特殊氛圍讓他走上學術的道路
    杜永彬走進川大，一學期后，80年代拉開序幕。
    充滿理想主義氣息的年代迎面而來，人們朝氣蓬勃，躍躍欲試，憧憬著未來。大學校園內，文化以及學術氣氛開始活躍，經歷了“文革”浩劫的人們在呼喊：把失去的時間追趕回來，讓知識和文化滋潤更多的心靈。
    在時代的呼喚和影響下，大學校園內，學子們被激勵著，大家滿懷理想，汲取知識和智慧的營養(yǎng)?；厥状髮W時代，杜永彬說，自己趕上了好時代。在川大，杜永彬對知識和學問的渴望，被讀書、做學問的濃厚氛圍進一步喚醒。
    杜永彬不僅在專業(yè)課上狠下功夫，對比較薄弱的英語，他也絲毫不放松。在杜永彬的記憶里，不管走路還是上廁所，嘴里念叨的始終是英語；無論清晨還是夜晚，在路燈下，在圖書館，不少人捧著書，如饑似渴閱讀，杜永彬也在其間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時代以尊奉知識為貴，杜永彬以讀書為榮。
    杜永彬說，把書當飯吃既是自己的真實寫照，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在那個年代，人們對知識、對書本的渴望仿佛一座火山，沉睡多年，瞬間爆發(fā)。
    大學時代，杜永彬開始憧憬畢業(yè)后考取歷史專業(yè)的研究生，將來成為一名學者。畢業(yè)那年，杜永彬報考川大西方史學史碩士研究生，未被錄取。按照各地分配需求，杜永彬被分配到安徽財貿學院，財貿學院安排杜永彬教授中共黨史。
    按計劃分配畢業(yè)生有點像訂娃娃親，被定親的人沒有選擇的權利，更沒有表達意愿的機會。杜永彬是個文科生，卻被分配到了一個理工科學校，教授的課程也與自己的專業(yè)沒多大關系。
    如果只是為了找個鐵飯碗，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倒也罷了，但杜永彬的人生目標決不在此，他渴望在文化、學術氛圍濃郁的環(huán)境里，繼續(xù)攻讀，并在學術上有所成就。但在安徽，在蚌埠地區(qū)，除了豐富的礦產資源、完備的礦產體系和各種工科學校，文科出身的杜永彬再也找不到可以培育自己理想的土壤。
    對杜永彬而言，要在蚌埠實現自己的理想，無疑是在鐵礦上栽種水仙花，幾乎不可能。思來想去，杜永彬決定離開安徽，回到四川，繼續(xù)考研究生。在安徽財貿學院磨蹭了兩年后，杜永彬考上了川大的世界近代史碩士研究生。然而，杜永彬的回川之旅卻又再生波折。
    安徽財貿學院同意讀研卻不放人，提出以委托代培的方式，讓杜永彬去川大，畢業(yè)后仍然回財貿學院教書。眼看自己的一番努力就要白費，杜永彬心有不甘。情急之中，杜永彬“曲線回川”。他想辦法聯系上了成都財政管理學院，并在該校試講成功，并于試講當天拿到了調令，安徽財貿學院這才同意放人。
    回到成都，由于種種原因，杜永彬還是沒能如愿就讀川大碩士生世界近代史專業(yè)，碩士生導師鄧文才惜才，在他的推薦下，杜永彬前往四川省社科院，就讀于著名藏學家任乃強先生門下。當時，四川省社科院尚沒有資格授予碩士學位，由川大授予歷史學碩士學位。
    就這樣，杜永彬一心準備考取歷史系研究生，卻走上了研究藏學的道路。命運的安排看似有些“荒誕”，卻又不乏合理之處。
    早年，還在念中學的時候，杜永彬就對地理和歷史學科偏愛有加，考大學的時候，憑杜永彬的底子，他完全可以就讀地理系，而任乃強先生以地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享譽藏學界，杜永彬拜在門下，也算情理之中。在成都，杜永彬開始了自己藏學研究的生涯，他一如既往，把書當飯吃，特別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浮躁中按心的指引選擇藏學
    1985年到1988年，杜永彬時常騎著自行車，穿過熙熙攘攘的人潮和喧鬧的街道，從青羊宮到任乃強先生家上課。是年，任乃強先生已92歲高齡，面對第一次招收的研究生，任老恨不能將治學方法和一生的學問悉數傳授給學生。任乃強先生96歲逝世，一生只招收過一屆研究生，杜永彬成為任乃強先生的關門弟子。
    談到任乃強先生對自己的影響，杜永彬說，除了治學方法，自己至今秉承著任乃強先生經世致用的治學方向，而任乃強先生的治學精神則成為自己的精神圖騰，時刻鞭策著自己治學做人。
    解放前，在交通極端不便，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任乃強先生三次深入康區(qū)，戰(zhàn)勝重重困難，步測手繪，進行實地考察，留下大量珍貴的第一手的學術資料，為后來研究康藏地區(qū)歷史的學者們開啟了研究之門。
    杜永彬說，自己視學問為宗教的治學態(tài)度源自于任乃強先生。
    承襲任乃強先生的衣缽，在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杜永彬特別重視實地考察，重視學術與實際結合。1987年至今，杜永彬幾乎每年都要深入西藏及其它藏區(qū)實地走訪，進行學術考察，獲得第一手研究資料。杜永彬說，沒有田野調查，學術研究難以接地氣。
    縱觀杜永彬撰寫的學術論文和著作，既涉及藏區(qū)的文化、歷史、人物，也涉及藏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現實發(fā)展，西方人的“西藏觀”、藏傳佛教在國外的傳播和影響亦在杜永彬的研究視野之內。杜永彬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能為藏區(qū)的社會發(fā)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進入2000年，杜永彬藏學研究的足跡向國外延伸，他多次受邀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意大利等國拜訪西方的藏學研究機構，參加國際藏學研究的各種會議，杜永彬藏學研究的視野得以進一步拓寬。2000年到2005年，杜永彬先后被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伯克利加州大學聘為研究員和訪問學者。
    回顧這些年的藏學研究生涯，杜永彬說，前往北京，繼續(xù)攻讀博士生，并留在中國藏學中心成為一名研究員，成為了人生中的又一個轉折點。
    1988年，下海經商逐漸成為時代潮流，潛心學術、坐冷板凳已經攏不住很多人的心，大家一門心思想著賺錢，爭著往沿海跑。在杜永彬身邊，同級的碩士研究生同學中，有不少去了海南，不再選擇搞學術研究。
    是年，杜永彬剛剛完成碩士研究生學業(yè)，幾乎是在同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急需大量學術研究人才。揣著任乃強先生寫的推薦信，杜永彬還是有些猶豫：究竟上北京，還是該留在成都，或者棄文下海？
    在人生的選項可能變得富裕的時候，未來變得難以抉擇。
    歷經一個月的思考，杜永彬選擇上北京，去藏學研究中心工作。杜永彬認為，藏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它的未來充滿希望。杜永彬的一位師兄也力勸其前往北京，師兄的一句話說到了杜永彬的心坎上：川人不出夔門，不知天有多大。
    逆著全民下海經商的潮流，杜永彬去了北京，去坐冷板凳，在別人眼里，那是件沒有油水的事，賺不了錢，也升不了官。到了北京，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工資很低，低到買一本書也要撓撓頭皮，在買書這件事上，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天天在斗爭。
    那個時候，杜永彬常常去圖書館看書、查資料，圖書館內冷冷清清，杜永彬的身影有些孤單，對比80年代的學術氛圍，杜永彬心中時常泛起凄涼之感。杜永彬說，90年代初，不少高校甚至出現博士生導師招不到學生的現象。讀書、做學問，不再是熱門，它漸漸復歸平靜，變成了極少數人的事。
    “學術是有尊嚴的，神圣的，要進行原創(chuàng)性研究，有時難免被冷落，但既然選擇了，就要堅持。”杜永彬說，那個時候，自己會時常想到任乃強先生，想到先生的治學精神，想到先生對待學術事業(yè)的一顆赤誠之心。
    當周邊的人談論著賺錢和升官的時候，1998年，在北京，杜永彬在中國社科院拿到了博士學位。攻讀博士學位的同時，杜永彬還隨中國藏語高級佛學院研究室主任聯波活佛修習了中觀典籍。
    在此期間，杜永彬的語言能力進一步提升，在英語的基礎上，杜永彬逐漸學會了藏語、藏文和法語，為日后的學術研究再添基石。在北京，杜永彬還拜訪了很多藏學前輩，他的學術研究方向也逐漸擴大，時至今日，其學術研究不拘泥于藏學范圍內，跨學科交叉研究的成果有目共睹。
    如今，杜永彬的頭發(fā)早已花白，似乎早已過了激情燃燒的歲月，可在杜永彬家里，書房內滿滿當當的書籍，仿佛在說：杜永彬仍然是那個把書當飯吃的人?，F在，杜永彬每月的工資是8000多元，拿到手是6000多元，在北京，這種工資收入并不高。
    采訪結束的時候，記者為杜永彬拍下一張照片，照片上，杜永彬送上自信的表情，在他身后，滿滿的書柜仿佛是另一個世界的入口，杜永彬說，自己將繼續(xù)沿著這條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