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海

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結(jié)構(gòu)的故事，這恰又是一個虛構(gòu)敘事與歷史敘事相結(jié)合后共創(chuàng)的全新文本。尹向東的長篇小說《風馬》通過故事虛構(gòu)的文本建構(gòu)，為我們凸顯出了康定這個介于草原與三山合圍之間特色城市的歷史建構(gòu)。在以文學的語言全方面地敘事這座城市的歷史構(gòu)建中，在這歷史建構(gòu)不能違背史實的限制，亦不可以轉(zhuǎn)換或虛胖的形式去影響與改變虛構(gòu)敘事文本的同時，卻又讓虛構(gòu)的敘事，給歷史敘事涂上了幾多變幻的色彩和加深激活了它的歷史內(nèi)涵。這個帶有后現(xiàn)代主義色彩的敘事文本，為當代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民族題材，拓展了空間的邊際和啟迪了創(chuàng)作手法上的關系，也讓文學的想象更有了審美的新趨向。

在世存在與根的追問

本來，當閱讀《風馬》到行將結(jié)尾時，奪翁瑪貢瑪草原上的仁青嗡呷和仁真多吉兄弟，一個終日酗酒沉溺青樓，一個平地蓋起自己的房屋，行將迎娶新娘。這樣的所指，似乎有一個共同點，即身負深仇大恨的草原的兩個兒子，復仇的精神都已經(jīng)被這座城的生活消蝕了，顯示了城市作為草原的對立物，它的巨大的力量與歷史作用。但更深層的意義，在于哥哥仁青翁呷曾經(jīng)是搏熊的英雄，卻一下墮落成最俗的平民，而弟弟仁真多吉，雖然沒有哥哥的魁梧身材和巨大威力，卻能在私奔失敗中清醒過來，在平俗的生活中闖出一路自我建樹的新路，讓草原的氈房終究能在繁雜人多的城市角力中，豎起了磚木結(jié)構(gòu)的生根城市的房屋。這正是時空、地點與個人加社會的三維結(jié)構(gòu)，我們在作者的語言中讀著它們，看它們互動，由故事的敘述揭開生活的本真，由生活的本真與人物的流動，讓我們看到歷史的重現(xiàn)及歷史與當下的連續(xù)性。然事實上文本并非如此簡單，匠心獨運的作者，在故事本當順理成章結(jié)束的當幾，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彎。它以故事主人公命運的突變——仁青翁呷的因被誣偷竊金燈遭受極刑，把原本哥弟兩個的命運安排與形象鎖定，推至了邊緣，讓一個巨大得如草原般遼闊廣袤的問題，推到了我們面前，那就是這哥弟倆，該不該離開草原？且看作者的幾處伏筆：一是，“三天之后我們?nèi)炝斯腔?，然后爬上山頂，那地方是我選的，就在山巔松林口邊，那是我們從奪翁瑪貢瑪草原逃出來，在深夜到達這里，騎在馬上第一次看見康定的地方”。二是，“那時候的記憶復活了……哥點點頭說：‘羅家的墳地大，我數(shù)了，有八座墳，他們的家庭真夠大的’……哥帶著深深的遺憾和憧憬問：‘立民，我在想我們倆兄弟幾時才能有自家的墳地’。”三是，“在我把哥埋到土里時，那個遠大的目標實現(xiàn)了……這會兒，他卻成了一抔白灰被埋在地下，哪有這樣簡單的？”這第一點與第三點，正說明他們不該叫澤民和立民，更不應忘記郎卡札奪和嗡瑪貢瑪草原。換句話說，“第一次看見康定的地方”，也就埋下了死亡的種子。當然此話說絕了，就完全剝奪了人與時空與地域活動與發(fā)展的可能性。所以這里的概念絕非單一，而是帶有一種根的追問?，F(xiàn)在來看第二點，明顯是個反諷。雖然它具有極大的不可靠性，但作為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原本可以像雄鷹一樣翱翔草原的兄弟倆，在山巔的松林口，擁有了再次失去親人的墳地。這就要筆者從現(xiàn)場文本的角度對文本創(chuàng)作思想的思考。自家墳地的擁有不在草原，而在城與草原的臨界點。自家墳地的壯觀不在自身的發(fā)展壯大，而在以自身的衰落為代價。這是研究者應予注意的一個文本作者心理創(chuàng)作的問題。我們既可以在語言文字的閱讀中參與其中，更可在跳出文本站在邊緣去思考作者為文本人物所作的這種安排，它的文化意義何在？它也讓我們想起了克里斯蒂娃的話：“生命并不只是一種生物學的過程，而是在持續(xù)應對生活遭遇所提出的問題中尋求生存的意義”。哥弟最后所處的事實和克里斯蒂娃的話，也至少對文化自身的本質(zhì)，會引發(fā)我們新的質(zhì)疑與多元的思考。也許只是一個歷史與個人（家族）無可奈何的事情，也許寓意著民族觀念在歷史轉(zhuǎn)折關口的一種必然的變更與顯現(xiàn)。思考正是對文本的一個解釋過程，我們在這樣解釋過程里，文本便不再是孤立的，即故事的敘事和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狀況的質(zhì)的變化有機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哥弟的談話，研究者便在這里可運用作為現(xiàn)場文本的談話并繼爾進行思考——對作者創(chuàng)作思想的思考。這里沒有對與錯，而是讓我們進入一個可供質(zhì)疑歷史事物本身的更大空間。在這里，文本宛如一個框架，框架內(nèi)容與形式的陳列，正是創(chuàng)作思想的有趣體現(xiàn)。它讓我們有可能看到文本內(nèi)在的動態(tài)潛力，當然這是以審美雙向互動為前提的。從墳地與理想的談話過程中，我們擬可深入認識奪翁瑪貢瑪草原這個家族與近代中國的關系，也可更深層次去理解這個家族中最后的哥弟關于他們與這個世界的令人多元思考的行為方式的奇異生發(fā)。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作為長篇小說作者的思想釋放，并且他在選擇這種釋放形式時的審美能力和審美創(chuàng)造。這也正如作者在這一節(jié)中所說的：“整個事情絕不會這樣簡單”?！氨仨毢茸碛直仨毲逍选?。它讓我們看到了“跑馬溜溜的山上，有一朵溜溜的云喲”的那個詩情畫意的康定，它的內(nèi)在又是多么地曲折，那么地艱難，又那么地兇險……正由此，到頭來壯漢仁青翁呷是被當作替罪羊，而這只膘悍雄健的替罪羊，又是那么地在無奈中倔強地悶悶死去。這悶悶的倔強，在這里又非一個單一的雄美表現(xiàn)，這是草原面臨風暴前的自然現(xiàn)象，卻更是集有大草原在整個歷史進程中，軍閥混戰(zhàn)時期，被政治漢化的一個無言犧牲品的文學形象的濃縮符號。在這個審美意義上，我們還可欣喜地發(fā)見，文本為我們創(chuàng)造的，是一個反海德格爾“在世”哲理的思想：即它的審美意義告訴我們，世界首先向人顯示的不是生活，而是緊隨政治或者政治后的生活，當人（嗡呷和多吉）還沒完全進入世界之中，那種權(quán)力先行下的政治，已經(jīng)將他們先囚禁于牢籠之中。所以，嗡呷的最后屈死，引證出了拯救力量的式微或者說是消亡，這樣的“存在”的切近處，正可引發(fā)我們閱讀后進行再思考的另一面，即在世與存在的新思考。也因此，《風馬》敘事的故事是過去時，對它的閱讀是現(xiàn)在時，審美的意義恰恰是將來時。這也是《風馬》的價值所在。

異質(zhì)多元與現(xiàn)實超越

《風馬》文本的另一特點，是以人物的性情拱托出歷史風云的變幻，它并非是一種人與事物的悖論游戲，而是在時間與歷史的過渡中，讓人物活在性情里，讓性情凸顯在歷史事件中，并且在作者著意刻畫的人物身上，隨意淌下的平庸性中，見證著歷史的奇詭和政治的風雨。

日月土司的三個兒子，彭措郎甲——江升，以及江科、江芳，是文本以異質(zhì)多元的形式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多變世界中的多變?nèi)宋?。自然，這首先是以頭腦簡單的日月土司弟弟的頭顱為鋪墊的。然后，精明謀于籌劃的日月土司江意齋也被算計而吞仁青日布圖作假死，而最終換取實質(zhì)性的自盡。于此，文本的異質(zhì)多元拉開了帷幕。由出康定到雅安，作為哥哥的江科一下長大了，但不久便莫名其妙地身亡了。你可以說他是水土不服而死，也可以說他是誤食中毒而死，還可說他是蚊子帶來細菌和腸子積滯運行不暢共同造成的死亡。但不管怎么說，這是一個怪怪的不正常死亡。如果說日月土司的弟弟與日月土司倆人的死亡，都是相同性質(zhì)（一個死于愚，一個死于精，但性質(zhì)相同）那么，江科的死亡卻讓這個人物陡然背上了一層奇異的光涂。

豹皮與泥石流，豹皮與康定，江芳在失去父親、叔叔和哥哥后，儼然成了想要撣去豹皮上歷史積塵的江芳。也是政治抱負讓江芳認定去木坪土司家入贅是命運使然，新婚不久的江芳瞬間就讓自己改變了命運。然正當他與木坪土司，他的丈人運籌帷幄以真正奪取木坪大權(quán)并使之永久太平后，他與他的家族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之際，一顆流彈過早地結(jié)束了他年青的生命。如果說日月土司的宏圖還在于他本人政治謀略的欠缺，那么，彌補這一缺憾的，當是他的三兒子江芳。但誰又能料到江芳畢竟年輕缺乏實踐（戰(zhàn)）經(jīng)驗，被地方惡勢力先算計了一把，便亦早早命赴黃泉。這個人物在文本中的異質(zhì)，就在于他是集彌補日月土司、土司弟弟、大哥和二哥的種種不足：如日月土司的政治幼稚，土司弟弟的頭腦簡單，大哥的無政治抱負，二哥的不諳風土人情與地域自然特點等。卻因缺乏實戰(zhàn)經(jīng)驗，而由流彈之意外，過早結(jié)束了生命。當然，這是作者刻意的安排。說有點牽強，但偏又符合實情——誰讓他缺乏實踐經(jīng)驗呢，就像三國中的周瑜那樣。所以說是作者以三兄弟各自奇異的結(jié)局，去印證了作為當時藏族地方政治勢力的相繼衰敗，是合情合理的。我們更可以這般各各不同的奇異，見出了封建農(nóng)奴制統(tǒng)治下的社會進化時期所呈現(xiàn)出的該地域政治的質(zhì)地與知識（科學）的質(zhì)地，印證出了封建農(nóng)奴主們的代表勢力，走向衰落的歷史必然性。如此再來看日月土司的大兒子，也是文本作者特意著墨構(gòu)造的一個典型人物江升，從他一開始離開康定去木雅官寨，臨走在跑馬山上攀上巨石鳥瞰整個康定，到中途欲出家寺廟去拉薩，再到哥接弟媳維系家屬婚姻，參與政事去瓦須部落聯(lián)絡，在回返路上行“圓寂”狀，非常明顯地作者在這里讓小說超越了生活常規(guī)。他讓江升這個人物的張揚、壓抑、退縮，再到擴張，再現(xiàn)出的是一種跨人物性，即江升代表的是那股反反復復、起起伏伏的封建農(nóng)奴主的主線，也可說是一種政治性的縮影。他的獨特復雜的身份、情感與生活方式，正是那個歷史時期康定與其草原的一個縮影，是政治歷史進程中康定與草原被變化著的一個變幻著的符號。他是作者個人創(chuàng)作思想在這個人物身上的體現(xiàn)。歷史的多重性與政治生活場景的多元性，在江升這個人物身上被藝術(shù)地再現(xiàn)著。它是作者我的審美塑造，也是歷史客觀他者意識的移植。當然，在其中，江升的虔誠佛教與最后參與政事中的施藥治病等，正是小說異質(zhì)多元性的一個明顯特征，它通過“這一個”江升，讓我們感知了當?shù)貧v史中的政治人物的差異性。而這差異性，恰恰是《風馬》文本中多元與超越的審美性所在。它是平等、善良與權(quán)力的實踐相關聯(lián)的可能，是美學的存在于游戲與政治之間的審美生命的文字再現(xiàn)。若說它是審美差異性，那就是作者刻畫小說同姓人物本身審美差異中，又將其混合成一體（同族）的異質(zhì)多元的一個日月土司家族綜合型的文學典型，這在當下長篇創(chuàng)作文本中亦是鮮見的，其審美的先導性價值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性別在情感與行為上的人物影響

敘事在性別上的成功描寫，我以為并不是男性作家以男權(quán)主義的眼光描述女性，而女性作家拒絕“男性凝視（望）式”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文本中對一個女性人物內(nèi)在品質(zhì)（性）的刻畫，是否是由文字到語言，在讀者缺席的情況下，它已有了某種潛在或內(nèi)在的意義，從而讓讀者去閱讀時，便有了獨特性的鮮活的情境現(xiàn)實，并直接導致人物內(nèi)在意義在小說人物的意義空間，有了更可回旋的詮釋空間。就這一層面而言，《風馬》在卓嘎、桂枝和小太太這三位女性的塑造上，就有著敘事對人物性別的審美影響。

先說卓嘎。她引起我關注與興趣的，并不是作者開場描寫她作為侍候鍋莊太太和小姐的丫環(huán)，是一個怎樣的長相或修煉成的靈巧度。而是她爽直地喊立民去看拆吊橋的熱鬧，槍響后，又拉了尚在驚恐中的立民，再去看槍響是怎么回事。仿佛有一種天生的闖勁，不管外面世界如何，也不管自我處境的如何，一定要讓自己滿足自己的好奇。于此，該人物內(nèi)在的可立品性，亦隨即隱隱現(xiàn)出。直至槍聲再次響起，陳遐齡伺機“大義滅親”，親手槍斃了侄子，臉被槍聲與殺人嚇得蒼白的卓嘎，再次拉了拉立民的手說“跑”，那個敢進敢退的性格，讓我們看到了她未經(jīng)雕琢的生活行為中，有一種強烈的感知力在沖擊著我們，也許這就是審美感性化之過程。但事情遠遠沒這么簡單。我們看到發(fā)展中的卓嘎，在一個中午的折多河邊，急切地告訴立民，她的婚姻被告阿爸定了，要嫁給楊家。緊接著，便是私奔。這是卓嘎這個人物的巔峰形象。然而，就是這對男女私奔之后，又是卓嘎在講了“既然我們出來了，私奔了，再苦再難我也要堅持下去”不久，竟又是她打破沉默，首先提出了“我們明天回去吧”的反悔意見。至此，我們可以猜測作者在這里是將卓嘎這個人物個性的美，進行著理想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的分裂，它就卓嘎告訴我們，愛情不是這個世界的唯一存在，還有生活。所以，卓嘎在愛情審美上的分裂，也是符合現(xiàn)狀與實際的。這在人類學上，就是生活讓人常常處在對立面，而又讓他與周圍之存在相融相聯(lián)的現(xiàn)實融合中。在這里，是作者讓現(xiàn)實自身進入文本，去影響卓嘎這個人物，在分裂與融合中完整這個人物。私奔，只是生活行為的一個瞬間，生活還像折多河的水，每日照樣汩汩地朝前流。它以人物告訴讀者，生活屬于自然，審美的領域有時不會絕對與現(xiàn)實對立，所以盡管私奔的折返路上，最后一晚卓嘎還要立民緊緊地抱抱她，但它僅是現(xiàn)實生活的一個方面，并往往會被大現(xiàn)實所屈辱地整合。

桂枝也是一個饒有風趣的人物。她是被八斤撿來的女人，但她卻又是一個美人。這個人物在作者的筆下，首先以奇異的形象為我們開了相（先丑后美）。后來我們也就驚奇地知道，八斤原先厭賭，后來嗜賭，那是因為桂枝作了他的老婆后，幾次拉他去賭一把，讓他散散心，放松一下。說穿了，是給點男人除了床第之外的快樂。但這樣的善心卻偏又讓事物適得其反，最后導致八斤差點就被賭債要了命。但對待這件事，桂枝的態(tài)度雖然有怨言，實際倒挺坦然：她這是生活的缺陷，上天安排好的，這看似一句土話家常話，卻十分哲理，正如桂枝是在墳頭黑影中被撿來的一樣，充滿了奇詭，卻又極平常?？?，一個原較奇異的女性形象，在這里作者恰恰讓她回歸了最普通女性的那種認命安家的行列之中。也正在這樣的人物里，她們的家，也才會有森格這條狗。它流浪而來，偏不理睬八斤的賭輸了在饑餓狀態(tài)下的辱罵，反而乖巧地為主人打來了野物。要不是后來八斤制止它去叼羔羊，說不定森格就是一個有“財源”的勞動力。作者寫道，“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條狗，因某種缺失，達成了特別融洽的關系，彼此相依，共生溫暖，成為康定一個獨特的家庭，這就是八斤、桂枝和森格。”作者在此神來別致的一筆，到是提醒了讀者，美學與對世界的當代思考，莫不出自八斤、桂枝和森格這三位一體的家庭形象。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看，家庭幸福維度的所在，有時還真的不要去追求完美，因為完美會讓人失去追求與向往，完美會讓人失去本真與人的自然性，完美更會讓一個群體與族類，在物欲膨脹中失去勤奮與上進。唯有不完美的存在，它才是推動思想與精神合成動力的基礎。